能源局：建设山西、蒙西、蒙东、陕北、新疆五大煤炭供应保障基地

不难理解，通过西方学者来了解西方学者的重要，是学术上简便快捷的方法，而又被许多中国学人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准确操作。

其次（R10），该法官在庭审中没有不负责任的表现，没有排除利害关系的证据证明"不负责任"。一部分质疑，不是针对判决本身，适用法律本身，而是针对适用《民法通则》而非《继承法》的理由。

可能因为这一现实，所以我们看到终审裁定书的裁定意见并非仅仅如此。在这份终审裁定书里的法律论证中，二审法院运用的R19+R20、R21、R28（后半部分）、R32、R33、R34、R36等，基本属于说理方式，R26、[16]R31、R37、R38等，基本属于经验常识，R22（后半部分）、R23、R30等，基本属于法律原理，另外的R20、R25、R35等属于细节的法律规定包括法律原则，当然还有一般的形式逻辑。[23] 从实际情况来说，二审法院这样陈述分析，和最高法院规定的要结合双方争议焦点来展开论证，极为可能是有关系的。Q1的疑问是：既然二审法院提出了R20，也即"依据法律规定独任法官是可以独立作出判决的"，那么，为什么二审法院在前面还要陈述分析R19？R19涉及事实问题，就是该法官是否请示过法院主管领导，而且，R19着重说明证据如何表明控方所说是不可采信的，也即"无法确定是否请示过"。其中直接运用了刑法学原理："按照刑法理论，刑法上的不作为犯罪是指：如果行为人履行了义务，就能够避免危害后果的发生。

当然，一审辩方和一审法院，都曾提到独任法官在民事诉讼中有权独立审判，不论是否请示主管法院领导。司法是不应当这样展开的。其三，司法活动，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说，是为了以中立化、亲临化的第三者身份解决纠纷。

而文学化的修辞叙事具有抚慰的功能。于是，这里展开的深入讨论，反而提示了一个重要思路：司法中，魅力型权威和理智型权威的结合，可能因为更生动，故更为积极。"[20]在此，可看出，"你会觉得又过了一道坎"，是暗喻，具有类似文学化的推动对象自我想象、进而自我解脱的意义。[16]第三，法官使用了"相同角色并置"的对称叙述-提到双方都失去了最亲近的人-手法，经过移情效果，使祖母的感情活动成为相互性的，即在感受自己痛苦之时体验他者（自己孙子的母亲）痛苦，在体验他者痛苦之时反省自己痛苦，进而使祖母清晰地意识到，自己孙子的母亲和自己处于同样境地，让祖母容易转变最初想法。

从一般文学修辞理论看，插说在叙述结构中不是必要成分，但对于产生某些文学化的情感回应来说，时常必要。[26]在基层法院网中，较多的是"法官文学"、"法官随笔"、"法官手记"等栏目。

人们熟知的针对司法的上诉、申诉、上访，包括缠讼，从经验层面上，已说明了这些。[36]Thomas Cole, The Origins of Rhetoric in Ancient Greece, Baltimore: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,1991, p. 140，转引自波斯纳，见前注[31]，页585。第一，在微观司法场景中，司法者和被司法者是面对面、近距离的。微观市场机制，依存于微观司法场景。

但对于中国广大基层司法环境来说，实际情况则是，这种代理人的数量十分有限，被司法者承担代理成本的能力，同样十分有限。故老庭长在使菜农感到越来越可亲、可敬之际，使菜农相信，老庭长的说服甚至"教训"，都是应当接受的，老庭长已经可以家长化了。曹萍、高为民："法律权利与道义责任的两难抉择"，《中国审判》2007年第6期，页80。作为结果，事实上，后来祖母的确说到，"都是女人，我知道她的心"，并同意调解。

一起原告坚持要离婚的案子，最终以撤诉而结束。[51]但专业语言可以通用，长期来看，在广袤的中国基层中几乎没有可能。

可发觉，在各个基层法院网站、法官自己的网络博客、法院自办的内部刊物中，亦能发现一些类似文本，它们时常被划入"法院文化"范畴，但依然不丰富。法官表达的观点在当事人看来很有道理。

批评对立面之一正是一直存在的主张科学主义法律逻辑的思潮。这是反对"文学化"运用的可能理由。六、结语 结束之际，再说三点。[37]文学化的"语言可激活法律"。解决这样两个问题，不仅需要司法者自己的确信，而且需要被司法者的一定程度的确信。[19]Peter Brooks，见前注[9]，p. 16。

[31]参见（美）波斯纳：《超越法律》，苏力译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，页584。当然，事实上这里的纠纷解决，以调解方式而实现。

[57]Cass Sunstein, Legal Reasoning and Political Conflict, 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pp.6-8、50. [58]例如，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专门规定了《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》。司法日常话语的"文学化"，可内在镶嵌地成为法律意义的对错解决程式的并置要素，且具有"催化推动"效用。

再看上述第一份经验材料。当然，可能存在其他司法政治问题，其也需要分析，本文在此是初步的。

[10]但几乎未在司法者和被司法者的微观实践互动关系-司法日常话语过程可作典型-中，给予考察。第一，如果被司法者因为种种原因，如纠纷争议十分尖锐，如对司法者具有陌生感，从而使司法者缺乏一定威信，则"文学化"能产生一定弥补效果。我想先强调，本文后面的论证，也适用于支持"司法用语通俗化"的主张。[33]尽管民事案件的调解和刑事案件、行政案件的纠纷调解有所不同，但第一点分析，依然适用于后两者。

[43]波斯纳曾提到，如果司法语言信息成本不高甚至很低，被司法者则颇为愿意理解。尽管可能存在其他功能，如提高微观司法活动效率，[29]使司法者在互动理解中提高司法判断，[30]以及前面提到的支持司法实际效果呈现，但我认为，而且将要论证，前面两个功能是基本的，实为最重要。

这便不奇怪，为何有的中国基层司法实践者认为，在司法中，"良好的沟通技巧很重要"，[34]"调解时要注意'营造必要的调解气氛'"。这一判断，阻碍、压抑了对"司法者对我关怀"的预期。

[37]Martha Minow, "Sroties in Law"，in Law's Stories: Narrative and Rhetoric in the Law, ed. Peter Brooksand Paul Gwirtz, New Haven: Yale University Press, 1996，p. 26. [38]Ian Ward，见前注[8]，p. 27。而如以上述第一份经验资料为例，比如"插说"、"比喻"，我们也能发现类似效果。

[50]孙笑侠，见前注[46]，页9。参见广东法院网http://www. gdcourts. gov. cn/fgfm/hxj/t20060620_11150. htm，最后访问时间：2007年5月9日。[18]参见扈亭河："第二调解室"，载《人民法院报》2007年2月14日，第8版。第三，如可以提出"被司法者隐蔽、潜在的期待"这一概念，进而提出"司法者形象可以较为顺利地反复再塑"的概念，则可以且应当深入反思"司法为民"话语强调、制度要求，[58]及其另类基础。

于是，以此为基础，司法日常话语的"文学化"从而调控、弱化纠纷各方之间的冲突格局。这里提示着一个重要问题：也许当代中国基层司法中的日常话语"文学化"，本身即为比较有限。

基于上述两点，一个特殊生产过程得以呈现：当司法者没有运用"文学化方法"，被司法者未必需要。"比较有限"，甚至"十分有限"，恰恰可用来讨论当代中国基层司法如何可能展开一种制度创新。

作为限定，我须指出，中国基层司法日常话语的"文学化"，是和中国基层特定社区语言、群体感受、场合情景、表达习惯等密切联系的，也是与其相互对应、因此产生效果的。[51]关于这点分析，参见波斯纳，见前注[31]，页576-577。